“十四五”時期，是湖北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省新征程的重要五年，也是譜寫湖北高質量發展新篇章的關鍵五年。5月30日，“貫徹新發展理念 推動湖北‘十四五’高質量發展”理論研討會在武漢大學舉行，這次研討會由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與省委政研室、省發改委、武漢大學聯合主辦，以“現場會議+云端會議”形式進行，是今年我省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系列研討會的第一場。來自省內外的著名專家學者圍繞推動湖北疫后重振、推動湖北“十四五”高質量發展深入研討和交流。本報現刊發部分發言摘要。

把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

林毅夫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教授

要實現高質量的發展，最重要的是要找準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依靠政府跟市場的共同努力，將其變成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找準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最重要的是要提高產業所具有的比較優勢，使其資本、勞動、自然資源這些要素的生產成本處于最低水平。

這樣一個產業轉型升級過程，需要兩個條件：一是需要有效的市場。因為要靠市場競爭，才能形成能夠反映各種要素相對價格的價格體系，從而引導企業進入到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二是需要有為政府。要把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還要改善軟硬基礎設施，這些單純依靠市場和企業是難以自發解決的，需要一個有為的政府來幫助企業解決。所以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看，要高質量發展，要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需要結合有效市場跟有為政府，讓這兩只手都發揮作用。

產業升級從縱向可劃分為五大類：一是領先型產業，如湖北的鋼鐵、計算機產業等，這類產業需要研發基礎，要轉型升級就必須加強開發新產品新技術；二是追趕型產業，如汽車產業等，可通過引進發達國家的技術、買進包含更高技術的設備、買專利來提升技術水平、招商引資等實現轉型升級；三是轉進型產業，如湖北的紡織業，需要做品牌、產品設計、新技術開發、營銷，讓生產加工轉移到湖北，從生產紡織品轉為生產紡織設備；四是彎道超車型產業，如上世紀80年代出現的新業態，其以人力資源投入為主，武漢人力資本優勢明顯，可與發達省份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五是戰略型產業，這類產業產品研發周期長，投入的人力資本、金融資本高，發展需要財政補貼。地方必須提供好的生活環境、好的職業教育環境，讓這些科學家企業家能夠安家落戶。

以上五種產業是從縱向來劃分，從橫向角度看，我們也應該用一些新的技術，尤其是平臺技術等來改造這五大產業。互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等這些技術會影響每一種類型的產業，我們要充分利用這些新技術來嫁接五大產業，進一步提高生產的效率、供應鏈的效率，擴大市場的范圍，同時改進市場營銷的模式，進一步提高這五大產業的競爭力。

推動湖北成為改革開放創新的高地

趙昌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部部長、研究員

“十三五”以前經濟社會發展是以全面小康為目標導向，那么“十四五”期間將是以真正開啟全面建設現代化新征程為目標導向。湖北應關注“十四五”階段我國會出現的社會經濟特征，這些特征與湖北經濟重振息息相關。

第一，經濟增長將進入中速平臺期，經濟增長的基礎要素和條件發生根本性變化，在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中，創新的重要性會進一步提高。第二，產業結構的高級化趨勢會更加明顯。高端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在我國經濟中的重要性將進一步提升。第三，城鄉協調發展充滿機遇和挑戰。城鄉融合發展的水平和程度會進一步提升，但是城市內部和城市之間以及區域分化的風險也會加大，協調發展可能會面臨一些機遇，同時也有新的挑戰。第四，備受關注的綠色發展會上一個新臺階。環境質量將進入持續的改善期，綠色發展將邁上新臺階。第五，勞動力市場結構可能會出現新特點和新矛盾。收入分配狀況會更加復雜，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發展迅猛。

基于以上特征，湖北經濟發展應在短期內努力成為政策洼地，中長期成為改革開放創新高地。其中改革、開放、創新三者相互關聯。在改革方面，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下發了《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全面對標高水平市場經濟提出了一系列需要在體制機制方面改革的內容。應以長江新區建設為抓手，把長江新區打造成為一個內陸地區或者湖北省改革開放創新的示范區或者試驗區，著重關注營商環境、創造與新經濟相關的條件，進行改革創新。在開放方面，開放程度不足是湖北的一個短板，應對標國內高水平開放區域補短板，支持湖北建設成為一個開放的試驗區，不僅僅是補齊物理硬件和基礎設施方面的不足，而且還要補體制機制和軟環境因素的不足。在創新上，按照產業鏈布局創新鏈，按照創新鏈布局產業鏈、配置產業鏈，推動產業鏈創新。堅持問題導向，有意識地解決產業鏈或者產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與短板；要創新資源、創新能力，從已有的優勢出發來布局相關的產業。湖北有強大的創新資源和人力資本作為基礎，按照產業鏈創新的思維，湖北可以更有效地配置創新資源，提高創新效率，在產業鏈創新上可以大有作為。

湖北應站在新時代改革開放最前沿

張燕生

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資深研究員、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

振興湖北經濟，首先要辯證、全面、有前瞻性地認識湖北經濟重振所面對的國際環境的變化。在全球經濟深度衰退的背景下，湖北可以從四個方面努力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

立足疫后湖北新起點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十四五”時期，湖北要打好“三個攻堅戰”，一是打好公共衛生治理現代化戰役，建立專業化、法治化、規范化的公共衛生治理體系；二是要打好疫情防控常態化戰役，建立疫苗、藥品、器具等科學防疫抗疫保障體系；三是要打好醫藥產業支撐戰役，優先發展醫藥、健康、人工智能三大現代產業體系。形成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

站在改革開放最前沿作貢獻。湖北位處我國超大規模市場中心，擁有擴大內需的潛力。在“十四五”期間，如何著力打通湖北和周邊地區、湖北和全國、湖北和東亞生產網絡、湖北和世界各地的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會是主要問題。湖北地處東亞生產網絡的中心位置，在“十四五”時期，要大力推動貿易投資、跨境資金流動、人員進出、運輸往來的自由和數據的跨境便捷流動，創造一個更加開放高效的環境。

推動武漢成為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武漢要服務國家戰略，履行國家使命，擔當國家責任。解決好科學技術創新進步的動力問題，從體制機制和創新效率上化解科技脫鉤的風險。解決好規則規制管理和法制現代化的動力問題，從優化法治環境、市場環境、開放環境入手，化解規則脫鉤的風險。解決好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與全球高端體系對接，并解決創新驅動的動力問題。

打造中部內陸雙向開放，內外循環的新高地。湖北是最有條件做雙向開放、內外循環的先行示范區的。從發展外向型經濟轉向發展開放型經濟；從推動商品要素流動型開放轉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的雙輪驅動；從制造業開放轉向推動服務業和數字經濟開放；從對外開放轉向內外雙向開放；從對西方開放轉向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從向東部沿海地區擴大對外開放，到向中部內陸地區擴大開放；從海關特殊監管區、中保區轉向自貿試驗區、自貿港；從參與國際大循環轉向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大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湖北的中心城市武漢、湖北、長江中游城市群以及長江中游城市群的三大都市區，在新時代改革開放中都處于中心位置，應當成為國家推動雙向開放、內外循環的新時代的戰略支點。

用好金融活水增強發展勢頭

巴曙松

北京大學匯豐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教授

疫情的沖擊對宏觀產業區域發展帶來很多影響，會加速一些轉型，同時也暴露一些短板，要思考用金融工具的手段來提升整個供應鏈產業鏈的抗風險和自我修復能力。

一是運用金融手段和金融工具。評估湖北在中國和全球的不同工業產業鏈中的相對位置，評估這一次受沖擊的不同程度、可替代性，然后在此基礎上提供一些基礎設施、特別是數據信息方面的支持來提升我們所在的供應鏈的自我修復能力。

二是促進線上資源和線下金融資源之間的對接。通過這次疫情我們看到，怎樣促進線上資源和線下金融資源之間的對接；怎樣促進不同類型的大中型金融機構和新興的依托互聯網的金融機構，基于他們的各自比較優勢去與市場主體對接，特別是明確定位各自要服務哪一部分市場主體，對現有的金融機構沒有覆蓋到的那一部分市場主體，怎樣讓他們和現有的這些金融機構網絡建立金融聯系，以便有下一步發展金融支持的可能性，這些問題都要思考解決。要促進不同類型的大中型金融機構和新興的依托互聯網的機構，更加精準地將資源投放到真正需要的市場主體。

三是要根據整個湖北在新的發展階段要求，大規模大力度調整當前相對傳統封閉的金融體系和融資結構。生物科技、智能城市、數字數據的產業化現在比較熱門，不僅是湖北和武漢想做，全國很多城市都想做，全世界很多城市也都想做，最后的競爭除了看營商環境、基礎資源之外，金融資源能不能跟得上，也是一個關鍵。總體來說，這些項目和產業真正要到落地的時候，需要金融資源相應去配置、配合和支持。這相應地就要求整個融資結構、金融機構的構成，包括商業模式要做非常大的調整，根據這些新經濟的需求來作出創新。

四是圍繞內需區域市場發展，建立支持城市群建設的融資體系。中國的城市化在“十四五”階段將進入一個以城市群為主要載體的階段，湖北的部署可能要在這方面有更大的格局，強化湖北和武漢的輻射力，發揮這種協同效應。圍繞內需區域市場的發展，構建一個以武漢為樞紐城市的長江中下游城市群，構建帶有中國特色的巨大內需市場的一個都市圈，提升它的樞紐地位，這可能是決定湖北下一步在全國和包括整個亞洲地區提升自身影響力、發展前景、釋放潛力的一個關鍵因素。

以代價換重塑 用現在爭未來

范恒山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秘書長、武漢大學中國中部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來，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湖北作為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和決勝之地，為疫情防控承擔了巨大的責任、作出了特殊的貢獻，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重振湖北經濟具有特殊的意義和價值。

一方面，要清醒認識重振湖北經濟所處的復雜環境，要把面臨的困難設想得更嚴重一些、把應對措施準備得更充分一些。在一般考量和測算的水平上再強化一、二個等級，把應對困難、化解危困的舉措在現有基礎上再提升一、二個層次，要抓住當前和“十四五”時期，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精神進行奮斗。

另一方面，湖北重振經濟應放寬視野、面向未來，以超常的力度和技巧抓好一些關鍵舉措和重點工作。湖北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不怕難、不服輸，勇于吃苦、富有智慧，且具有越挫越勇的思想素質和絕地奮起、背水搏擊的戰斗精神。湖北各類資源要素豐富，經濟潛能巨大，但面對嚴峻的環境和繁重的任務，重振湖北經濟，要提高站位、放寬視野，走出就事論事、只重當前的思維框框，確立“以代價換重塑、用現在爭未來”的思想意識，借克服疫情沖擊之機，結合“十四五”規劃編制，重新謀劃湖北經濟社會發展的方向與思路，大膽摒棄不利于現代化發展的經濟結構和生產方式，乘勢布局新興產業和未來經濟，以眼前犧牲換取未來的先行跨越與強勁發展，真正實現鳳凰涅槃、浴火重生，

當前和“十四五”時期，應圍繞如下三個方面著力實施一些關鍵舉措。在優化軟環境方面，應強化宣傳引導，以“謙謙君子、卑以自牧”的姿態待人處事、以“高看一眼、厚愛三分”的情感招商引資；進一步創新體制機制、優化治理模式，特別是創新城管、社管、村管模式，更好地處理優化營商環境與增強社會活力的關系，最大限度降低創業門檻與負擔；以誠、信、公、實、便、穩為指向，使投資經營者熱心、放心、舒心、癡心地在湖北各地開展投資經營活動。在加強硬措施上，在實施保就業、保基本民生等“保底線”措施和減免稅費、發放適當規模的配比型消費券等應急措施的基礎上，要基于遠近結合推出一些重要的改革發展舉措。在爭取強力支持上，中央已研究確定了支持湖北經濟發展的一攬子政策，湖北應把握好這個機遇，把重點放到爭取那些能夠推動湖北實現長遠發展和持續獲利的戰略性、機制性舉措上來。

以制度優化推進營商環境持續優化

田國強

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原院長、高等研究院院長、教授

“地區發展，短期靠項目，中期靠政策，長期靠環境。”在項目上，黨中央、全國各地、國有企業等正從不同方面對湖北提供支持和幫助。在政策上，4月29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研究確定了支持湖北省經濟社會發展一攬子政策，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強調要實施好支持湖北發展一攬子政策，顯示了黨中央對湖北地區的關懷和重視。從內生動力來講，湖北經濟的振興和長期發展還要靠自身的造血機制和環境建設。改善營商環境的背后是改善基礎性、根本性制度環境。

振興湖北經濟需要全局觀念、系統思維和綜合治理。當前湖北改善營商環境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湖北營商環境面臨的主要短板體現在：“放管服”改革落地不夠，民營企業稅負偏重，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民營企業創新激勵動力匱乏等。改善營商環境，既靠政策，更靠改善制度環境的改革，改善以上問題的關鍵是要建立包容性基礎性經濟制度來提高效率，激發創新力，才能實現高質量發展。以改革促發展，這條成就了中國40年經濟奇跡的重要經驗同樣也適合湖北。

多管齊下改善營商制度環境振興湖北經濟。總的原則就是，要把握競爭政策基礎性、根本性和產業政策短期性、補充性的市場化改革取向，將全面實施競爭中性政策作為改善營商環境和經濟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動力，建立包容性、競爭有序的市場經濟制度體系，落實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強化競爭中性原則。這一原則，在5月18日出臺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進一步得到了體現，就是為了解決市場激勵不足、要素流動不暢、資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觀經濟活力不強等問題，在經濟體制關鍵性基礎性重大改革上實現突破創新。必須狠抓政府執行力建設，避免文件空轉，把“放管服”改革和湖北《關于更大力度優化營商環境激發市場活力的若干措施》落到實處；必須用好用足中央一攬子政策，要加大減稅降費力度、放水養魚，以財政上的減稅降費真金白銀，為民營企業減負；必須創新拓展融資渠道，深化要素市場改革，真正做到利率市場化，實現風險定價，提供更為公平、務實的金融支持，為民營企業發展營造良好的投融資環境。

深化體制改革助力經濟重振

劉守英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副部長

改革開放以來，湖北與沿海省份經濟差距的拉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體制的滯后。沿海地區先行發展，主要得益于體制改革的先行。正確在湖北設立高質量與高水平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試驗區，為“十四五”發展推動體制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打下基礎。

以武漢為中心城市打造中部都市圈。它不僅是以武漢為中心的湖北省城市群，而且是以武漢為中心城市的國家中部都市圈。理由是，此次疫情充分反映出傳統城市化模式的缺陷，即沿海和內地的要素錯配；“十四五”期間城市化模式本身會發生重大變化，要素的流動，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現在已經從傳統的城市化模式中單向地從鄉村到城市轉向城鄉之間的要素互動；城市化模式的變化，由當前行政主導的城市化轉向以經濟、區位為主的城市化布局。可以打造以武漢為中心城市的都市圈，省外連接周邊的鄭州、長沙等城市,省內大城市連接中小縣城。

正確定位產業升級，打造湖北成為世界先進制造省。工業立省是湖北的基礎，是湖北的整個產業升級的核心。湖北產業升級的路徑千萬不能搖擺，要將已經做成了的優勢產業，在世界和全國已經取得優勢地位、復雜度非常高的產業，進一步提高它的復雜度。提高產業復雜度就是提高知識含量，提高競爭力，提高比較優勢。應對現有制造業產業進行詳細分析，推動若干制造產業成為世界先進的產業。“十四五”期間中國的園區將面臨一場重大轉型，湖北園區也將面臨重大重組和升級。湖北一些在全國有競爭力的園區，要與產業升級結合起來，形成自己的優勢。同時，要堅定不移支持民營企業的發展，使湖北的民營企業成為產業升級轉型、打造世界先進制造省的主力軍。

讓農業產業形成真正具有競爭力的產業。湖北在下一步農業現代化中首先要破的題是如何使農業單位土地的報酬率提高。潛江、洪湖等地農業產業現在出現了單位土地報酬率提升的苗頭；推動農業工業化，核心是要正確理解農業工業化，其本質不是單獨提高某個單一要素，而是實現要素的組合和不斷升級；湖北城鄉發展要在城鄉融合上加大文章，只有找到城鄉融合之路，湖北的城鄉關系才能破題；關鍵在于體制改革，沒有體制改革，“十四五”期間農業發展、農業現代化和鄉村振興就是一句空話。核心在于土地制度改革、城鄉權力開放，以及公共服務均等化等，都是“十四五”期間討論鄉村振興的重要制度議題。

湖北“十四五”應重點發展“五型經濟”

李佐軍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在新時代，湖北需要有發展的新思路，其中之一就是發展“五型經濟”。所謂“五型經濟”，是指將“數字經濟、特色經濟、供應鏈經濟、網紅經濟、綠色經濟”有機結合起來的一種復合經濟形態。

第一要弄清楚為何要重點發展“五型經濟”。首先，“五型經濟”是一個有機整體，數字經濟是利用新技術的一種經濟，特色經濟是發揮本地優勢的最佳選擇，供應鏈經濟是產銷的橋梁，網紅經濟是將本地產品賣出去的最好推手，綠色經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其次，“五型經濟”有利于黨中央近期提出的“六保”要求，即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再次，“五型經濟”打通了“產”“供”“銷”三個環節，特色經濟實際上代表了“產”，供應鏈經濟代表了“供”，網紅經濟代表了“銷”。更進一步，“五型經濟”解決了當下三個關鍵問題，即“貨往哪里銷”“人往哪里去”“錢從哪里來”的問題。最后，“五型經濟”實現了每個人三種身份的統一，即每個人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同時還是銷售者，未來甚至有可能實現“人人網紅、個個IP、全民帶貨”這一局面。

第二是湖北“十四五”時期如何綜合重點發展“五型經濟”。首先，要將綜合發展五型經濟作為湖北“十四五”時期的重大戰略，也就是說我們要在湖北“十四五”規劃的指導思想、發展目標、重點任務等部分對其予以體現。其次，要明確湖北綜合發展“五型經濟”的總體思路。這一思路大致可以概括為：利用數字經濟、立足特色經濟、依托供應鏈經濟、重視網紅經濟、強化綠色經濟來發展湖北經濟。再次，要實時出臺綜合發展“五型經濟”的指導意見，并依此制定一系列促進“五型經濟”發展的激勵政策。最后，要開展多種層面、多種形式的“五型經濟”試點試驗，通過試點試驗引導“五型經濟”快速健康發展。